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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没有生命能动性:自创生×具身生成论揭开认知主体性真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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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-09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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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anq
大语言模型可以写诗、解题、陪人聊天,可它永远体会不到饥饿是什么滋味。
这个论断会让不少人难以接受,因为它直接冲击当下最流行的一套叙事:智能能够脱离生命,独立诞生、存续。
一位深耕黑格尔研究的哲学家,和一位神经科学家经过长时间对谈后提出,区分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的核心标尺,不在于算力强弱、参数规模,而是绝大多数讨论都漏掉的底层前提——生命本身。
只有活着的系统,才具备认知的根基;一套无法自我维系的系统,即便表现得再聪慧,也只是在模拟认知。
这篇文章想要厘清一个关键问题:认知并非计算,而是生命体在生存压力中演化生长出来的能力。读完你会明白,为什么如今所有大语言模型,距离真正的认知,或许还没有跨过门槛。
大家都说智能是算出来的,但自创生理论说认知先得活着
神经科学家、播客主持人Paul Middlebrooks向嘉宾Andrea Gambarotto抛出了一个直白的问题:大语言模型没有生命,那它是否拥有心智?
Gambarotto的回答锚定了一个核心概念:认知需要能动性,而能动性的前提,是生命体拥有自我维持的能力。
这种能力在理论生物学中有一个专有名词——自创生(autopoiesis),由智利生物学家温贝托·马图拉纳与弗朗西斯科·瓦雷拉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,用来划定生命与非生命的边界。
自创生的含义是,一套系统依靠内部持续运转的网络过程,不断生产构成自身的全部组件。简单来讲,一个活细胞之所以拥有生命,不是体内存在某种神秘的“生命物质”,而是它始终在完成一件事:自我生成、自我构筑。
体内的酶分解摄入的物质,细胞膜稳定内外离子浓度差,DNA持续复制与修复,所有过程彼此依存、相互约束,形成闭环。一旦这个闭环断裂,生命就走向消亡。
但仅有自创生还远远不够。Gambarotto与Matteo Mossio在论文中指出,自创生只是认知的必要条件,而非充分条件。如果一个自创生系统仅仅封闭地维持自身稳态,不与环境产生有意义的互动,它依旧无法产生认知。
认知还需要另一重要素:适应性。
适应性代表系统可以根据环境变化调整自身行为,以此更好地维系自我存续。细菌顺着糖浓度梯度向养分充足的方向游动、避开酸性环境,就是最原始的适应性行为,也是最基础的认知形态。
这里有一处关键区分:自创生系统形成的约束闭合,和普通机器的反馈回路,根本不是一回事。
约束闭合意味着系统内部所有组件相互生产、彼此支撑,没有组件直接由外部输入单方面决定。
而反馈回路只是输出会反过来影响输入,系统本身的组件并不参与自我再生产。
大语言模型的权重矩阵不会自主修复损坏的参数,算力供给中断时,它也不会尝试保全自身运行。它自始至终,都不存在“活着”这个维度。
康德说目的论只是观察方式,黑格尔说不对,目的就在生物体内部
想要读懂生命与认知之间的深层关联,我们要回到两百多年前一场经典的哲学辩论。
康德在《判断力批判》中区分了外在目的性与内在目的性:
外在目的性,指事物的存在服务于他物,剪刀为裁剪而生就是典型例子。
内在目的性,则是事物的各个部分互为因果,整体与部分相互生成、彼此支撑。
当我们观察生命体时,不得不借助内在目的性来理解:心脏为泵血而存在,泵血支撑其他器官运转,而这些器官反过来供养心脏。
但康德随即给出了重要限定:内在目的性只是我们理解生命的一种调节性原则,是人类认知框架赋予自然的解读方式,并非自然本身自带的真实属性。
康德本质上秉持牛顿式的机械论立场,在他看来,真正的科学解释必须落脚于机械因果,目的论只是权宜的解释工具。
这一观点被后世不少生物学家继承,他们认为达尔文已经把目的论自然化:自然选择如同盲眼钟表匠,生命的设计不需要预设设计者。
黑格尔并不认同这套说法。
正如Gambarotto在对话中阐释的,康德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推到底。黑格尔在《逻辑学》中专门讨论目的论,他提出,内在目的性不是人类强加给自然的解读,而是生命体真实的组织方式。
生物体以自身为目的,一切活动都服务于维持自身存在。这不是比喻,而是生命体的存在论结构。
黑格尔的这个立场为何重要?
它把目的论从“用来解释的工具”,变成了“需要被解释的客观对象”。
对康德而言,我们只能假定生命拥有目的,科学的底层解释终究要回归机械论;
对黑格尔而言,生命体的目的性是真实存在的,我们需要解释这种目的性何以成立,而不是绕开它。
Gambarotto认为,这正是当代理论生物学的核心方向。弗朗西斯科·瓦雷拉2002年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标题正是《康德之后的生命》,副标题直接点明主旨:自创生与自然目的。
生成主义说认知不是表征世界,而是跟世界跳一支有来有回的舞
黑格尔的内在目的论,和当代生成主义之间有着清晰的思想脉络。
生成主义(enactivism)由瓦雷拉、埃文·汤普森与埃莉诺·罗施在1991年的《具身心智》中确立,是认知科学领域的重要纲领。它的核心主张是:
认知不是大脑在内部搭建世界的表征图谱,再依靠这套图谱计算行动方案;
认知,是生命体与环境动态耦合过程中,不断生成出来的。
借用Gambarotto的表述,生成主义描绘的图景是这样:无论是人,还是狗,我们和环境打交道的方式,并非上帝视角式的客观观测,而是根植于自身需求与生存。
我们需要食物、庇护,需要规避危险,这些需求决定了环境里哪些事物具备价值,哪些无关紧要。
生成主义学者将这个过程称为意义生成(sense-making)——认知的本质,就是在和环境的互动中创造价值。
这里有一个反直觉的要点:生成主义主张认知是直接的,无需依托表征,但这不代表认知本身简单。细菌在糖分梯度中游动,不需要在内部绘制一张浓度分布图,仅依靠化学感受器的信号调整鞭毛转向。这个看似简单的行为,已经包含最基础的认知结构:系统评估环境、区分利害、做出选择。
Gambarotto和Mossio在论文中引入黑格尔,正是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,提供了描述这种动态关系的思想语言。
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刻板的“正反合”公式,而是理解整体与部分关系的思路。在生命体之中,部分脱离整体就失去意义,整体又依靠各个部分的活动维持自身。它不是静态结构,而是持续流动的过程。生成主义把这个过程称作耦合,黑格尔则称之为目的的实现。
章鱼很聪明,但它的身体结构让它卡在了意识的半路上
Gambarotto与Álvaro Moreno合作的论文,把这套理论落到一个具体的生物学问题上:为什么只有脊椎动物演化出复杂意识,同样聪慧的章鱼却没有?
章鱼是唯一演化出发达大脑的无脊椎动物,会开罐子、擅长伪装,还能和人类互动,行为灵活程度超乎想象。但Gambarotto与Moreno提出,章鱼的身体结构,给它的神经系统设置了一道难以突破的天花板。
章鱼的神经系统高度分散,大部分神经元并不集中在中央大脑,而是分布在八条腕足上。每条腕足都可以独立处理信息、做出反应。这种分布式结构在生存上优势显著:腕足自主捕食避险,中央大脑只负责全局协调。
代价在于,这套架构阻碍了神经系统进一步中心化。而按照Moreno的理论框架,复杂意识的演化,恰恰需要中心化:一套相对独立于代谢系统的神经结构,能够整合全身信息,输出全局性决策。
2006年,Moreno与Xabier Barandiaran在论文中提出关键概念:意识需要动态分离。代谢系统负责维持细胞基础运转,神经系统要和代谢系统保持一定距离,才能站在全局层面,调节生命体与环境的关系。
脊椎动物的身体结构支撑这种分离:大脑收纳在颅骨内,拥有独立的能量供给与血脑屏障,专门承担信息整合工作。章鱼则不具备这个条件,神经系统和躯体深度纠缠,每条腕足都拥有独立神经节,中央大脑无法实现完全管控。
这个论点并不是在说章鱼不够聪明。它想表达的是,意识演化不只是神经元数量的比拼,更取决于身体构造。
一个生命体能否演化出复杂意识,要看它的身体能不能让神经系统和代谢系统拉开足够距离,形成专门负责信息整合的层级。
Gambarotto与Moreno将其描述为一套正向反馈回路:躯体结构支撑大脑发育,大脑强化躯体整合能力,更强的躯体整合反过来孕育更复杂的大脑。这是一套自我增益的循环(类似AI的RSI),而只有脊椎动物的身体结构,启动了这套回路。
大语言模型有适应性,但没有活着这件事本身
回到大语言模型的讨论。
Gambarotto在对话中承认,如果单看适应性这一项,神经网络确实具备类似特征。权重在训练中持续调整,模型依托反馈优化输出,在形式上和生物的适应性行为存在相似之处。
但他同时点明,大语言模型缺失了更底层的约束闭合与自创生结构。
神经网络不会主动维系自身存在。它的权重不会因为“系统即将崩溃”而自发调整,运行全程不依托任何内部代谢过程。拔掉电源,它不会经历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,只是停止运算;重新通电,它可以回到完全一致的状态继续工作,没有结构需要修复,没有力量对抗解体。
Gambarotto在对话中引用了Álvaro Moreno和Xabier Barandiaran的区分:自创生系统和仅有反馈回路的系统之别,就是生命与机器之别。
- 机器可以运行复杂程序、适应环境变化,但机器的组件无法生产自身。汽车工厂能够造出汽车,汽车却造不出工厂。
- 而一个细胞生产出的所有组件,最终都服务于细胞自身的再生产。
这个差别看起来像是文字辨析,却会推导出一个分量很重的结论。
如果认知必须以自创生为前提,那么大语言模型永远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认知。它可以复刻认知的外在表现,生成看似出自认知的文本,却缺少认知赖以扎根的基底。它没有生命这个维度。
正如Gambarotto的核心观点:认知不是悬浮的计算流程,而是生命体在与环境互动中生长出来的能力。
没有生命,就没有认知的土壤。
Hutto与Myin在《激进的生成主义》中将这个论点再推一步:最基础的认知形式,比如生命体对环境直接的感知与应答,根本不需要表征内容。
认知不必在内部“代表”某个事物,不必具备指向性,它只是生命体和环境之间持续往复的互动。认知内容是在更高级的认知阶段才出现,并且本身就从这种无内容的原始互动中生长而来。
这套立场,直接挑战了“认知就是信息处理”这个学界主流预设。
大脑不是老板管员工,是不同部门轮流当值
Gambarotto在对话里反复提及异层级(heterarchy)这个概念。这个术语由沃伦·麦卡洛克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,用来描述和层级(hierarchy)完全不同的组织模式。层级结构拥有固定的控制中心,指令自上而下传递;异层级没有恒定的主控节点,控制权会根据场景和任务,在不同组件之间轮换。
放到神经科学中,这个概念有清晰的现实对应。传统观点把前额叶皮层看作大脑的CEO,其余脑区都是等待指令的执行部门。
但Gambarotto和Luiz Pessoa的研究描绘了另一幅图景:当你静坐思考哲学问题时,前额叶确实主导信息处理;一旦一头狮子向你奔来,控制权会迅速转移到更原始的脑区,前额叶的功能被暂时抑制,生存优先级压倒一切。
这套图景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存在结构上的呼应。
在黑格尔的逻辑里,没有任何部分永远占据主导。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动态的,某一部分能否在特定时刻起决定性作用,取决于整个系统的状态。
生命体的目的性,不是某个中央指挥官的目标,而是整套系统在和环境互动时涌现出的方向性。
Gambarotto与Moreno那篇关于章鱼的论文,也谈到了这点。章鱼每条腕足都拥有自主神经节,中央大脑无法全盘掌控。站在层级视角看,这仿佛是一种缺陷——倘若大脑能够完全管控腕足,章鱼或许会更加智能。
但放到异层级框架下,这是另一套组织逻辑:分布式神经结构让腕足独立处理局部信号,中央大脑只负责全局协调。
这套架构的能力边界,目前还没有定论。Gambarotto也坦言,他和Moreno的部分推论仍带有假说性质,需要更多比较神经科学的数据验证。
神经网络不知道什么叫饿
大语言模型的训练依托海量数据、庞大算力与精巧的优化算法。但在全部计算流程里,没有任何一环的目标是维系系统自身存续。模型参数在训练中调整,目的是缩小预测误差,而非应对生存压力。推理时它消耗电力,但能源供给不是它主动争取来的,来自外部基础设施的供给。它不会饥饿、不会口渴,更不会走向死亡。
Gambarotto的观点会令人不安,因为它指向当下AI路线的底层局限。倘若认知需要自创生、约束闭合,需要适应性扎根于生存压力,那么无论模型参数扩容到多少万亿,都无法诞生真正的认知。它的文本生成、逻辑推理能力可以持续变强,却始终缺失认知的根基——那根基属于生命。
但这不代表AI研究失去价值。
Gambarotto在对话中明确反对非黑即白的判断。大语言模型可以呈现部分认知特征,在部分维度和生物认知产生交集:权重调整是一种适应性,注意力机制是一种信息整合,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能力。但这些要素叠加在一起,并不会催生自创生,只会生成一套形式上近似认知、底层本质完全不同的东西。
厘清这个区别至关重要,它决定我们如何定义“智能”。如果智能是一套可以脱离生命独立存在的计算能力,那么当前AI路线不存在根本壁垒;如果智能是生命体在生存压力中演化出来的能力,那么AI想要触及真正认知,绕不开一道关卡:必须先造出拥有生命的机器。而如何让机器拥有生命,目前还没有可行的工程方案。
Gambarotto在对话末尾提到,他近期参与了一篇意识演化相关论文,核心论点是:脊椎动物的躯体结构之所以能支撑复杂意识,是因为它启动了一套自我强化的反馈循环——躯体托举大脑,大脑整合躯体,整合后的躯体再孕育更复杂的大脑;章鱼的身体启动了另一套演化循环,却撞上了能力瓶颈;大语言模型的架构,则运行在一套完全不一样的循环里。这三者之间的鸿沟,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。
Andréa Gambarotto是卢森堡大学哲学家,主攻黑格尔哲学与理论生物学的交叉方向。Paul Middlebrooks主持的播客《Brain Inspired》,长期聚焦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议题。Gambarotto与Álvaro Moreno探讨躯体结构与意识演化的合作论文刊发于《Biology and Philosophy》;他和Matteo Mossio合作的文章,则阐释了内在目的论对当代认知科学的启发。